□韦昌国
在广西作家红日（潘红日）的一些官场小说中，因为引入了桂西北的民风民俗，在人文色彩背景下的叙事，使得小说开拓了新境界，写出了新气象。这样的“引入”，不是简单的拼接或用于包装的外壳，而是深深的“融入”，这使得小说读起来新奇而生动。
以《老潘》这个中篇小说为例。老潘作为“民间反腐斗士”的代表人物，锲而不舍地花十年时间状告乡长梁德玖贪污2000元救济款，梁德玖却在他的告状中步步升迁，直到当上了县长。在与强大的权力斗争中，老潘先后被投入精神病院、被迫病退、投进监牢，其屡告屡败的经历，凸显了反腐的严峻，尤其是“民间反腐”的悲壮。在老潘被迫“病退”后，小说出人意料地笔锋一转，写老潘和村中的一帮民间反腐斗士到梁山上去捕猎巨蟒、审判蟒蛇。“蟒蛇”是什么，古代官员穿的“蟒袍”就绘有“蟒蛇”，它象征的是权力与地位。
审判蟒蛇，破坏“梁县长”家的风水，最终目的当然是打掉邪恶权势背后的“靠山”，完成反腐任务。但是这样的反腐愿望和举动，却寄托在具有迷信色彩的民俗上面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之举，是一种“含泪的幽默”。但是，正因为这些浓重、古老的民间文化的引入，使得“祠堂审蟒”不仅没有荒唐、虚假、搞笑的成分，反而显得庄重肃穆，令人击节，尔后扼腕。
同样的，在红日的另一个中篇小说《说事》里面，也借用桂西北民族地区为死者做法事的契机，追问人的过失与良知——生者要按照风俗，在灵堂中对死者忏悔一生的过失。这样的忏悔，是真诚的，不能带有丝毫虚假成分。小说借助一个小小的灵堂，展开了各个人物的内心，尤其是死者儿子——钱县长的所作所为及其心理矛盾。灵堂是道德的审判庭，也是人悔过自新、求得新生的处所。《说事》除了批判，更有价值的是“劝善”。经历丰富，正直善良，对世事洞如观火的道公的循循善诱，最终使得贵为一县之长的死者的儿子也不得不在灵堂上深刻忏悔，决心改过。
如果熟悉红日工作经历的人，一定会知道他熟谙官场的是是非非。但是在小说中，他做到了相当的节制，没有更多去列举、去谴责，而是把内心的愤懑与同情，包藏在一个个民俗故事中，除了批判，还有善意的劝导。这就使得小说不仅仅是简单的揭露和抨击，还具有“劝世”的功能。
红日的官场小说能够与众不同，还在于他善于挖掘人性深处的内涵。在他的小说中，有腐败得令人发指的官员，也有为数更多的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的官员。比如在中篇小说《钓鱼》中，女县长走马上任后，她一切的工作、运作看似紧密围绕着“出政绩，往上升”，其实也心存振兴地方经济的良好愿望。她被房地产商骗走500万元，最大的因素是顶头上司“打招呼”的结果。为此她真诚地痛悔并决心改正错误，主动向监察部门交代，以求得心灵的救赎。在红日的笔下，这些官员除了身不由己的无奈，人性善良的部分始终没有完全泯灭。
由上观之，红日的官场小说，一方面是站在民间文化背景下的精致叙事，另一方面是不仅仅满足于揭露与批判，始终观照着人性隐秘的部位，更多地从善意的角度加以“劝导”，因而有效地避免了“案例式”的社会纪实和“通俗小说式”的低俗与浅薄，除其社会现实意义外，同时具有相当的艺术厚度和文学品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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